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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 

圆梦

       发布时间:2009-01-31 点击数:3372

徐志建

    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一位远房叔叔来我们家作客,父亲和我说:阿贤叔叔是从南洋留学回国的,工程师,很有本事的。望着满脸自信、风度翩翩的表叔,我开始知道,留洋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可以学本事、可以富国强民。那时我就梦想,长大了我要也去外国留学学本领,然后回来报效祖国。
    建国后,我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那时候,由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先后帮助我们新建156个大型项目。于是,我们国家的一切就都以苏联为榜样,俨然以小弟弟的身份来看待那边的所有东西:男人也用苏联花布成衣、读苏联翻译过来的书籍、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进口苏联笨重的机械设备、去苏联及东欧国家留学……从一九五九年读高中时,我就努力学习俄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与两名苏联中学生保持通信联系,为有朝一日去那里向老大哥学习作充分准备。然而,受自己政治条件的影响,尤其是执行“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国策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斗争逐步加剧,使得当时出国留学的唯一通道被慢慢堵死了。
    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对从国外进来的一切加以全盘否定:从西方国家留学归国的是什么“帝国主义分子”;建国后去苏联留学回国的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就是“反动学术权威”;主张进口国外先进设备被说成“洋奴哲学”……那时,十亿中国同胞除了依赖种类繁多的票证过着清贫的日子,没有什么理想、追求可言。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期萦绕人们的恶梦。通过拨乱反正,统一思想,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为国人打开思想之门、为国家打开对外开放大门。
    随着国家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中美学者开始互访,国人又重新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梦了。此后,许多年轻人、一部分中年人陆续走出国门,去国外留学,去那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文革期间走出大学校门去支援三线,为扭转“北煤南运”做贡献。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按照“最高指示”必须接受工人师傅的再教育。于是,我们一大批毕业生先得在生产一线(钻机)跟班劳动一年以上。那时劳动是作为一种改造、惩罚手段的,我就是因为与个别师傅在小问题上持不同观点发生争执而被鉴定为“接受再教育不虚心”,由此延长三个月劳动。一九七七年我得了肝炎,一病数载,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到最低点。那时即使能重温旧梦,也无能去圆了。
    令我欣慰的是,圆梦自有后来人。1991年,我的妹妹、妹夫以学者身份去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家医学研究院任职,现在一家四口人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定居。十年后,妹夫回国以无形资产入股与同乡在上海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办一家大型生化实验工厂,现经常往返中美两国。三年前,又合资在浙江安吉办了一家生物制品厂,产品全部出口到国外赚取外汇。
    2003年,我儿子通过托福、GRE考试去法国留学。他攻读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运筹学,前三年是读硕士生,后两年博士生,最后一年博士后,明年就要毕业了。我经常叮嘱儿子,你是家里出钱、国家培养的学子,学成以后一定不要在国外当游子,要回来报效祖国当孝子。儿子很懂事,他说得十分圆滑:我不仅要回来报效祖国,而且要报答你和妈的养育之恩,因为“国”和“家”是两个不可分割概念的统一整体。
    我一直坚信,要不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绝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国民的物质生活还是离不开纷繁的票证,人们的思想仍然禁锢在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也不可能走出国门开创强国富民的新路子,更圆不了我儿时的美梦!

徐志建,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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